长沙:城与名人(韩作荣)

2013-8-20 16:32| 查看: 913| 评论: 0

  忧患与别离
 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,屈原、贾谊的“伤心”处,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、忧郁的色彩,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、格物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。屈原的《离骚》,篇名就是“遭遇忧患”、“离别的忧愁”之意。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、左徒,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,以香草、美人、明玉为喻,将自己刻划成“与天地兮同寿,与日月兮同光”(《涉江》)的艺术形象。屈原是位政治诗人,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“政治抒情诗”。《九章·惜往日》中的“受命昭以昭时”,“明法度之嫌疑”,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“宪令”,修明法度、举贤授能的政治变革。
  屈原,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,把秋兰连结成串作为饰物的人;赞颂唐尧、虞舜、夏禹诸先贤,鄙视桀、纣恶行的人;痛斥党人、奸佞,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人;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的人;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,宁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;愤懑历兹,悲叹生不逢时,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,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。
  《离骚》的艺术成就,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,开创了楚辞,竖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,其“神高驰之邈邈”,于高空下望,仆从伤悲,马也裹足不前。然而,去不忍,归故国而无“美政”,他只好投水而死了。《离骚》阔大恢宏,波澜起伏,气象万千。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,给了我们什么启示?
  “不忍”离去,却彻底离去了。
  首先是政治家,然后才是诗人;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,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。正如有论者指出的,“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,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。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,成为历史的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。”“正变美刺、咏史述志、吊古怀旧、官场酬往、交游赠答”,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,痛苦、悲哀、离乱成了诗的养料。诗,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,幻想治国、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,照样活得潇洒风流。
  可屈原自杀了,在一个“礼崩乐坏”、“争于气力”的血肉杀夺的时代,他向天发问,提出170多个“什么与为什么”,他的伟大,便是敢于问“天”,这是对一切道德——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。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,天道即人道,天人合一,“天”不言,君王代天立言,实际上,屈原向“天”发问,已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怀疑,绝望,对现实的绝望,对自身生命的绝望。在《悲回风》之中,这“临乎绝望”之音,“将沉渊之绝笔”,“心结而不解兮,思蹇产而不释”,整个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、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,而深渊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虚无,诗人无路可走,不得不自杀。
  屈原之后的贾谊,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,亦是一位“政治家”。上《治安策》批评政治;写《过秦论》分析秦之成败得失;俟罪长沙,写《吊屈原赋》,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,抒发胸中愤懑。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《鹏鸟赋》,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,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,系“出风入雅大文章”,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、社会的理想和哲思,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。
  《楚辞》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,为屈原整理、加工的民间创作《九歌》,这些祭祀鬼神用的乐歌,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,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配偶神,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,写得悲怨缠绵,如泣如诉,颇有艺术魅力;《少司命》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,这位一手仗剑,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,充满了人性和爱;《东君》为太阳神的乐歌,是对光明的憧憬;《山鬼》则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,爱情的真挚热切、率直缠绵,读来清新而幽艳……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,执著于艺术者,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。怀素为酒徒,常喝得酩酊大醉,放荡不羁,超逸脱俗,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,做成坟丘状,号称“笔冢”。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,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,称寺庙为“绿天”。酒酣兴起,常常提笔而出,无论墙壁、器具、衣物、或别人穿着在身的衣衫,碰到什么,挥笔就写。“其草书潇洒超逸,并无狂怪习风,行笔从容不迫,有如庖丁解牛,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,似全无法度,却极具法度、挥洒从容,游刃有余,真个是人也逍遥,书也逍遥,其笔意只能领悟,却无法摹仿。”
  谈屈原、贾谊、怀素,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。想起辛弃疾,不能不想到那气似奔雷,雄深雅健的词章——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,以及“溪里卧剥莲蓬”的无赖小儿。
  辛弃疾锐意抗金,持论劲直,不为迎合,以气节自负,以功业自期,绝不尸位素餐,庸庸碌碌,虽受投降派压制,仍雄心勃勃。孝宗淳熙六年,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。期间整顿乡社,弹劾贪官,浚筑陂塘,兴办教育,影响颇大的事,是他在长沙“奏乞别创一军,以湖南飞虎为名。军成、雄镇一方,为江上诸军之冠。”
  辛弃疾选择五代马殷所建营垒的故基,创建新营,限期一月完成。时值秋雨连绵,所需20万片瓦无法烧制,于是他便下令两天内每户献瓦20片,给钱100文,20万片瓦如期凑齐。垒营所需石材量大,他则调集全城囚犯,到长沙城北驼咀山开凿,按罪轻重定量,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。囚犯拚命取石,所需石材也如期凑齐。营垒筑成,则募步兵2000,马兵500,皆壮健勇武之士。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马500匹。骏马强兵、兵器精良,并加以严格训练,飞虎军士气旺盛,骁勇善战,大有辛词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的气势。此军维持了数十年之久,金人称为“虎儿军”,十分畏惧。
  或许因弃疾豪爽、尚气节,识拔英俊,在词家争斗秾纤,珠圆玉润、四照玲珑之时,辛词却胸有万卷,笔无点尘,激昂排宕,不可一世,其不平之鸣,随处辄发的英雄语,抚时感事,磊砟英多,“绝不作妮子态”,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,也是豪迈中见精致。所谓“词人合一”,词豪,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。
  然而,屈原投水,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成疾而死,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,人已与冢中的笔无异。辛弃疾呢?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,便被调离,其痛楚惜别,曾写下“盈盈泪眼”、“日暮行云无气力,立尽西风雁不来”的忧伤愤满之句。
  或许,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、兵马戎机的艺术家,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政绩,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,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。
  湘人精神
 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、军事家。
  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、罗荣桓、任弼时、林伯渠、李富春、陶铸、胡耀邦…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、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。
 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,湖南有3位(彭德怀、贺龙、罗荣桓);十员大将,湖南人占了6位(粟裕、黄克诚、陈赓、谭政、肖劲光、许光达);57员上将,湖南人有19位(王震、邓华、甘泗淇、朱良才、苏振华、李涛、李志民、李聚奎、杨勇、杨得志、肖克、宋任穷、宋时轮、陈明仁、钟期光、唐亮、陶峙岳、彭绍辉、傅秋涛);100多名中将,湖南人有45位。
  著名的革命先烈,还有蔡和森、何叔衡、邓中夏、郭亮、毛泽民、毛泽覃、杨开慧、黄公略、王尔琢、左权、段德昌、向警予……旧民主主义革命中,湖南则涌出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、陈天华、禹之谟、马益福、刘道一、刘揆一、杨毓麟、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。
 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,谭嗣同、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,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。
 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罗泽南、彭玉麟、曾国荃、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“中兴名臣”。曾、左位至军机大学士,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。整个湘军系统中,位至总督者15人(其中有4位非湘籍,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);位至巡抚者14人;位至布政使、按察使、提督、总兵、参将、副将、州、府道员的不可胜计。
  对此,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,“湘省士风,云兴雷奋,咸、同以还,人才辈出,为各省所难能,古来所未有。……自是以来,薪尽火传,绵延不绝。近岁革新运动,湘人靡役不从,舍身殉国,前仆后继,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,实亦学风所播,志士朋兴。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,然人才所集,大势所趋,亦未始无偏重之处。”
  和副市长颜克初谈及湖南人士鼎盛的原因,他也讲:用穷来解释,恐解释不通,国内有更穷的地区;用富来解释,也解释不通,有比湖南更富的省分;用好斗来解释,也不准确,好斗者湘人远逊于边地民众。说来说去,只有一个解释,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,究其原因,应首推渊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薰陶。颜克初告诉我,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湘南老宿,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,说得头头是道。湖南人聪明,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: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,由澧水下洞庭,经水路到京城,由于历时太长,皇粮成了霉米,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、不纳粮的主意。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?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口用蜜糖写了“澧州粮米可免”6个字。皇帝出恭,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,便随口念了出来,语音刚落,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。这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,但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传说中便可见一斑。
  人是文化的存在。马克思称人是“社会条件的总和,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”,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。不仅工业是“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”、社会形式、艺术和科学也是如此。
  人创造了文化,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。文化的具体体现,或许该称之为渊博、宽阔的容纳、学识和创造力。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,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。
  1920年,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《欢迎湖南人底精神》一文。文中说:“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?‘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’。……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,却不是杨度说大话,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。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,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!几十年前底曾国藩、罗泽南等一班人,是何等‘扎硬寨’、‘打死战’的书生!黄克强历尽艰难,带一旅湖南兵,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;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,和十万袁军打死战;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!”
  说起来,拼斗之惨烈、气贯霄汉,用血与火照亮历史,撼人心魄者,要数宋末知谭州、湖南安抚使李芾的壮烈殉难了。
  德祐元年7月,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,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,城内空虚。李芾临时募兵不足3000。9月,城被围困,李芾亲冒矢石,与诸将分兵死守,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。日久,矢尽粮绝,李芾令百姓集羽扇造箭,抓雀捉鼠充饥。将士受伤,芾亲临抚慰,元兵派人招降,当场诛杀以示坚贞,部属皆同仇敌忾,誓作殊死战。
  城死守百日余,援兵不至,危在旦夕。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,便积薪扃户,举火自焚。邻人来救,但见尹谷正冠端笏危坐于烈焰中。李芾得知,感叹不已,洒酒祭奠。当日正是除夕,李芾留宾佐会饮,众人皆悲愤刚介,誓与长沙共存亡。随后,李芾召来帐下部属沈忠,给他一些银两,令他处死自己一家。沈忠无奈,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芾全家人灌醉,然后逐个杀之。共一十九人,李芾也从容就戮。沈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,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,继而跑到火场,放声大哭,自刎而死。城破之后,与李芾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,妻妾奔救无及,也一道殉情。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,与元兵搏杀,破城。后大部分都献出了生命。
  近代史中,最令人尊崇者,当首推谭嗣同,这位长沙浏阳人,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。其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的伟大献身精神,曾鼓舞了千百万爱国志士。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;以反袁护国、“再创共和”而彪柄青史的蔡锷,是他在长沙创办的“时务学堂”中最年幼的学生。
  谭嗣同虽对光绪帝抱有很大希望,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,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。但其骨子里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。曾言:“誓杀尽天下君主,使流血满地球,以泄万民之恨”,直斥“君为独夫民贼”,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视为“大盗”,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“乡愿”,认为正是这些“大盗”与“乡愿”互相利用,互相勾结,才形成了一张“尽窒生民之灵思”的封建天罗地网。他认为天地万物,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——“天不新,何以生?地不新,何以运行?日月不新,何以光明?四时不新,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?草木不新,丰缛者歇矣;血气不新,经络者绝矣;以太不新,三界万法皆灭矣。”
 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。他认为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并以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,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”的凛然气概,慷慨赴死。
 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“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”,并指出:“谭浏阳之《仁学》,以宗教之魂,哲学之髓,发挥公理,出乎天天,入乎人人,冲重重之网罗,造劫劫之慧果,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,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,实禹域未有之书,抑众生无价之宝”,不愧是“晚清思想界”的一颗“彗星”。
  戊戌变法,湖南是惟一积极推行光绪帝新法诏令的省份。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指出的,“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,全国无出湖南之右”。变法失败,唐才常1900年在两湖地区发动自立军起义,又惨遭失败而壮烈牺牲,“是役自男爵、道员至诸生,死者千数。”一些著名烈士,皆为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的高材生。此悲壮的一幕,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先声,湖南的大批维新志士,很快与康有为、梁启超决裂,投身于以孙中山、黄兴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。
  自立军起义失败10年之后,辛亥革命终于在两湖地区首先爆发和成功,绝非偶然!这与湖南源远流长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  关于湖湘学派
  梁启超曾指出,“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,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,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,而最初的原动力,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,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。”
  集残明遗献之精华,将楚湘文化湖湘之学推至极致者,是王船山(1619~1692年)。船山名夫之,字而农,号姜斋,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就学,后隐居家乡衡阳曲兰石船山下,故称船山先生。这位明朝遗臣,清之逸民,著有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、《周易内传》、《春秋世论》、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、《庄子解》等,著书凡四十年而终。据曾国藩极力搜集刊刻的《船山遗书》计,共320卷之多,也并非船山的全部著作。王船山和黄宗羲、顾炎武被称为清初三大儒。刘人熙称:“其为学,旁搜远绍,浩瀚闳深,取精百家,折衷一是。楚人士称之曰‘周子以后,一人而已。’天下之士宗之曰:‘孟子以后,一人而已。’”谭嗣同亦认为“五百年来学者,真通天下之故者,船山一人而已”,称其思想“空绝千古”。历史学家侯外庐也认为,王船山的思想,“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”。清末民初之际,知识界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;这就难怪清政府也不得不答应湘军首领们的愿望,让船山享受“从祀文庙”的殊荣。船山当时在读书人的心目中,成了诸葛孔明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。清末科举废除八股文,改考经义策论,船山的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成了学子攻读的范本。洋务派后期领袖人物,担任过湖广总督、军机大臣的张之洞,在题船山草堂楹联时,是这样写的——自滇池八百里而下,潇湘泛艇,岣嵝寻碑,名迹访姜斋,风月湖山千古;孕衡岳七二峰之灵,挥麈谈兵,植槐卜相,雄才张楚国,文章经济一家。
  所言已非仅是“旷代之师”的学者,而是“挥麈谈兵”、“植槐卜相”,大略“雄才”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形象。事实上,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来看,凡研究船山学者,没有不与政治、军事沾边的。
  湖湘学派,作为宋代重要的,自成体系的理学学派,源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(此说亦为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之源)。
  周敦颐把“无极”作为世界的本体,提出了从无到有,阴阳对立、五行相生、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说。对湖湘学派的形成、发展、影响深远。之后,“足开湖湘之学统”的胡宏,则“力行所知,亲切至到,析太极精微之蕴,穷皇王制作之端,综事理于一原,贵古今于一息,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端,综事理于一原,贵古今于一息,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,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。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,而造高深之无极。”
  胡宏最著名的弟子张,是南宋抗金名相张浚的儿子。张遵父命求学于胡宏,“遂得湖湘之传”,归长沙,在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(今长沙第一师范校址),后主教岳麓书院。适时朱熹来书院讲学,大批学子来聆教,所乘马匹一时间竟将岳麓书院前的池水喝干。
  湖湘学者主张在日用伦常和经邦济事的活动中,去察识心性义理,形成了把心性哲理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湖湘学风。胡安国以《春秋》为“经世大典”;胡宏主张“理欲同体”,“圣人不绝欲”,只不过天理与人欲作用不同;张强调“知行互发”,以及湖湘弟子留心经济之学,无不是这一学风特色的具体体现。王船山把天、道、心、性奠定在气、物、情、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之上,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、虚诞的严重弊端,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。
  船山以气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,近代各家都从中汲取了自己所需的养料。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从船山理学思想中吸收了儒家伦理内核以及“明体达用”的学术思想特色。谭嗣同则汲取了其理学思想中的精深哲学体系的形式,服膺其“道不离器”、“理欲同体”的哲学命题。杨昌济则继承了王夫之的“行可兼知”的思想,提出“力行尤要”的主张。
  船山学说中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,深受近代各家各派推崇。湘军集团的治理军队、兴办洋务,便是这种实学的具体体现。而船山学说中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,其“华夷之辨”的议论,反满的激烈言论,对近代民族意识的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  在说到湖湘文化、湖湘学说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,我们不能忽视岳麓书院的作用。
  这座香樟护道,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的宋代四大书院之冠,坐落于岳麓山下已历千年。宋真宗赐书的“岳麓书院”四字门额曾使书院名声大振。宋代全盛期曾有“道林三百众,书院一千徒”的民谣,可见学子之众。书院曾经兵毁重建。清代康熙以“学达性天”四字赐给书院,乾隆亦赐“道南正脉”匾额。
  书院的前厅、正厅两边壁墙之上,刻有四个大字:忠、孝、廉、节,每字高1.6米,宽1.2米,手书石刻,相传为朱熹手迹。两廊的正面刻有乾隆年间御史欧阳正焕所书“整齐严肃”四字,形略小于朱熹字。前厅后有文昌阁,旧制书院生员凡及第者,均题名于阁内。湘水校经堂,为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建。六君子堂,为祭祀创建或修复岳麓书院最有劳绩者。半学斋,为五开间一进的旧式房屋。“半学”两字取自《尚书·说命篇》:“惟教半学”一语,意为半教半学,教学相长。此斋为历代书院山长、高等学堂领导者居住之所。
  书院是幽静的,院中石头铺地,庭前古木参天,树皮上敷满苔青色,不时有鸟声从枝叶间透出来,让人感到确是个极好的读书处。于静谧中,我想到书院的历史,尤其是近代史中湖南的那些著名人物,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,而湖湘之学,大抵也是在这里薪尽火传,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命运。这书院,也该是“动极而静”、“静极复动”,动静“互为其根”,致使人世间“万物生生变化而无穷焉”吧。
  湖南近代的几个人才群体,曾就读于岳麓书院、城南书院者,先后有贺长龄、贺熙龄、陶澍、魏源、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罗泽南、郭嵩焘、曾国荃、刘长佑、唐才常、沈荩。谭嗣同虽没有直接在书院就读,但其师欧阳中鹄深受湖湘文化影响,尤崇拜王船山,后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光绪二十四年肆业于岳麓书院。
 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杨昌济的教育、引导,对哲学有浓厚兴趣,他注意经世致用,倡导实践躬行,湖湘文化的三大要素:推崇理学、经世致用、伦理践履,在青年毛泽东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。城南书院,即毛泽东就学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前身。1916年,毛泽东曾寄居岳麓书院读书。1918年6月再次寓居书院主编《湘江评论》,被查封后,1919年,毛泽东又在书院半学斋主编《新湖南》。
  无湘不成军
  说船山史论是一部军事理论经典,从军事战略角度论及,是不差的。在湖南,“士乃嚣然喜言兵事”,“无湘不成军”,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。
  对于船山的史学宏论,“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。湘人服膺其书、多明将略戎机,遂能削平大难。”湘军的领导人物,郭嵩焘、彭玉麟、罗泽南等,在组建湘军之前就被穷论古今兴亡,讲求经邦治国的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所吸引。而被杨昌济称之为实践船山理论的实行家曾国藩,刊刻《船山遗书》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高潮同步进行。320卷遗书,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,为了校对讹字,“乃复查全书,辩论经义者半,校出错讹者半。”
  从曾国藩的日记看,其钻研船山史论,均在征战形势危急,前途未卜的时候。据同治元年的记载;10月27日:“阅王而农先生《通鉴论》数首,论先主、武侯、鲁子敬诸人者。”
  10月28日:“阅王而农《通鉴论》杨仪、杨资诸篇。是日接李世忠咨,九洲贼势浩大,深以为虑。”
  10月29日:“阅《通鉴论》何晏等篇。是日闻贼窜江北之信,又闻季弟病重、宁国粮路未通,为之忧灼,不能成寐。”
  接下来11月载有几乎每日必读的记载,多在“二更末”、“二更三点”夜间研修。而曾国藩很多精采的军事思想,如“以全军破敌为上,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”、“多用活兵”、“少用呆兵”、“隔而不围”、“围而不打”等,也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。同治五年,曾国藩围剿捻军,又一次陷入“制敌无术”“深为忧灼之境”时,又开始认真披阅《读通鉴论》,是年7月6日始,至8月初三“凡三十卷阅毕”,并马上接阅《宋论》,毕,又回头重温《读通鉴论》。
  船山在“两论”中曾经指出农民战争的“败亦走,胜亦走,无所不走”之灵活机动的战术,打得湘军、淮军晕头转向,穷于应付。但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捻军“如蚁旋磨,忽左忽右”,“多打几个圈圈”的特点,总结出捻军作战的“四长三短”。正如曾国藩所说,“读史之法,莫妙于设身处地”,他把自己摆进去,审时度势,寻求用兵治国的方法。
 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,以“扎硬寨,打死仗”闻名。曾文正的“多条理、少大言”、“不为圣贤,便为禽兽”,“莫问收获,但问耕耘”说,被梁启超誉为“其一生得力在立志,自拔于流俗”,“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;不求近效,铢积寸累,受之以虚,将之以勤,植之以刚,贞之以恒,帅之以诚,勇猛精进,坚苦卓绝。”其“非有入地狱手段,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,未见其能济也。”
  曾国藩每次扎营,都以罗盘定方位,查各营所掘壕沟,用竹竿量验。每营都步行亲量,看是否已掘自一丈五尺。曾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,并每日传见百夫长数人,了解军情,记载其答问、批评。并察颜观色,辨识部下的品质、才能。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,如:朴实;眼圆而动,不甚可靠;语次作呕;明白安详,拙直、长工之才;等等;曾国藩知人善任,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,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。如刘松山原来不过一名“长夫”,后为统帅大军的名将。
  曾国藩明确主张:“用兵之道,在人而不在器”;他在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论军事时说:“胜负不在形而在气,在屡败而无伤,亦有一蹶而不振,气为之也。”左宗棠同样强调指出,“盖练兵之要,首练心,次练胆,而力与技其下蔫者也。”与孙子兵法、与船山所论如出一辙。
  对于古称“天堑”的长江天险,船山曾指出,江东之险,并不在眼前的浩浩大江,“江东之险在楚、楚之险在江与汉上流”此为“得失之枢”。湘军与太平军决战,故先拼夺武汉,“于武汉设立重镇,则水陆东征之师,恃武汉为根本,大营有据险之势,军士无反顾之虞。军火米粮,委输不绝,伤痍疾病,休养得所。”
 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,安庆争夺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。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,团团包围安庆,深沟固垒,挖筑双层长壕,外层拒援军,内层困守敌。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,在英王陈玉成、忠王李秀成率领下,在湖北连破黄州、德安、孝感、随州、云梦、黄梅、蕲州等地,直扑武汉;在江西连破吉安、瑞州、吉水、新淦、永丰等地。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,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,但他始终咬紧牙关,不分安庆之兵,不撤安庆之围。他以打死仗,“打掉门牙和血吞”的拼死之心,咬住关键处,历时一年多的血战,安庆攻克,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。此后,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,并再破江南、江北大营,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守后的战略大局,太平天国终被镇压。
  曾国藩之后,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,于1876至1878年,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,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。1881年,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,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,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。左公所写“大将筹边人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和春风度玉关”之诗,其情其景,颇得后人敬仰。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、精细运算,制定的“层递灌运”、“缓进急战”战略,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,左公归复新疆之“五年计划”,率如其言,可谓成竹在胸。
  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。左宗棠、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,配合老将冯子材,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——镇南关大捷。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。左宗堂73岁高龄,亲赴福建前线督师,指挥防务,先后遣王待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,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,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,其反侵略,护卫国土的神圣,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。
  左宗棠年青时即自称“亮白”,以诸葛亮自居,后又自称“文章西汉两司马,经济南阳一卧龙”,委实有些自夸,且自视甚高。可“历古以来,书生戎马,而兵锋所指,东极于海,西尽天山,纵横轶荡,未有如宗棠者也。”确也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。
  谭嗣同、梁启超的学生,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,曾认真研究了曾国藩、胡林翼的军事思想。1911年蔡锷在云南任协统,为训练官兵,辑录了影响极广的《曾胡治兵语录》。“语录”分为十二部分:一将才,二用人,三尚志,四诚实,五勇毅,六严明,七公明,八仁爱,九勤劳,十和辑,十一兵机,十二战守。每一部分前面,蔡锷都加了按语,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,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,分析、研究,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。
  蔡锷所辑《曾胡治兵语录》,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。正如周恩来所说:蒋介石办黄埔,“是以《曾胡治兵语录》及《拿破仑传》为之先的。”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,他的名字“润之”,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(胡润之)的字。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,就批读过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,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,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次革命战争,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。
  说起来,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“一介书生”、“布衣寒士”而投笔从戎的,其“司马九伐之威”,“踔厉中原、震水陆,剑西域,戈横南交;东挞瓯粤,北棱辽海”,以殊勋生拥位号,死而受谥者数百人。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、受过战争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,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。正如《湘军兵志》所言:“再过二十年,辛亥革命,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,就把清皇朝推翻了。当年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,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。”
 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电视台正播放《三国演义》电视连续剧。这让我想起船山对诸葛亮的评析。船山认为,诸葛亮三分天下,东联孙吴,北伐曹魏的《隆中对》,在刘备到处飘零,无立足之地时,是正确的抉择。蜀汉数十年立国之基由此而定,而最终不能战胜曹魏的原因亦由此而生。蜀恃险而言,但荆州兵利于水,一出宛、洛而气馁于平陆;益州之兵利于山,一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。以有险可恃而应对无方,姜维之败,乃是必然。船山认为唐朝只懂用战争实现和平。宋秦桧之和与岳飞之战未尝不可配合起来,“相辅以制女真”。而岳飞却把这两种方式尖锐对立起来,一味排斥和谈,结果反而造成主和派的得势,岳飞也未免失之偏激。“战与和,两用则成,偏用则败,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”。其论确别开生面,言人所未言。
  
    韩作荣(1947~),黑龙江海伦人,当代作家、诗人。著有《裸体》、《城市与人》、《圆的诱惑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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